19世纪末期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激荡时代，紫禁城内外风云变幻，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开始探寻爱国救亡之真理，紫禁城和城里的人们由被动改变逐步寻求“自强”。

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千年，想要改变思想、放下身段、作出改变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。虽是满路荆棘，无数志士仁人却始终步步向前，削皮挫骨，艰难地在黑暗的前路中追寻光明，在危局中找寻改变的出路，日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局就此拉开帷幕。

1865年，李鸿章创办了中国最早，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——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。它不断扩充，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，雇用工兵2800余人，能够制造枪炮、弹药、轮船、机器，还设有翻译馆、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。这里不仅是清王朝最重要的军工厂，也是当时介绍西方知识，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的重地，在那个顽固派固执己见的时期，被梁启超称为“开出一条血路”。

在“自强”的旗号下，“练兵”、“利器”等举措推行得还算顺利。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，于是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。一时间，清王朝基本安定，官僚求富求强，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“回光返照”。

但是，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，接受了流水线不等于接受思维。李鸿章想得很明白，他也看到了，造枪造炮或许容易，但要想走得更远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清王朝的确在寻求自强，但它自强的节奏却和世界完全不同步。当时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更多的时候仍在使用最擅长的平衡手腕，于维系皇权与救亡图存间求取平衡。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，实际上步履维艰。

1897年，谭嗣同应诏进京，参与维新变法，以他和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进行倡导学习西方、改革机构、裁撤冗官等一系列改良行动。次年6月11日，光绪皇帝颁布《定国是诏》，宣布变法。然而维新变法最终仅维持百日，以失败告终。

十九世纪最后两年，清王朝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。入住紫禁城两百多年，清朝统治者们有过建树，见过大风大浪，也曾在变局中面对选择。但最终，他们没能把握住这些机遇，没能以大刀阔斧的转型和改革，来增强国家实力，改善人民生活。统治者骨子里的深刻自私仿佛一根巨大的铁索，牢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，寸步难行。事已至此，一切改良和修修补补，也就彻底失去意义。